关于王元化，近几年在思想界里流传着一种“转向”的说法。他80年代办《新启蒙》，到90年代编《学术集林》，不免让一些不明底细的人觉得不可理解、甚至不可思议。有一种据说是源于上海的“划派法”，说如今的国内学术界，分为启蒙派、国学派和后学派，王元化属于国学派中南方重镇云云，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
90年代的王元化是否“转向”，如何“转向”？我们不妨先读读他本人的文字，再作结论。最近，王元化将其1993年下半年以来的文章结集出版，名为《清园近思录》。其中透露的消息，最准确地印证了老先生这几年走过的心路历程。
王元化并不避讳90年代以来自己的思想有某种变化。他指出，“转向”这个词译自日文，原意为政治上的变节。在30年代，曾经是一个很坏的词。但思想变化，与“转向”不一样，它不像“转向”那样，“屈服于权威，取媚于权势，趋承上意或随波逐流，而是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出自内心的反省”。反思是痛苦的，但又是必要的，之所以如此，乃是因为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过的信念，在历史的实践中已露出明显的破绽。在他看来，反思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良知上的责任，是出于一种严肃而又深刻的忧患意识。
王元化的反思，首先对五四开始。在80年代末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候，他曾经写过一篇流传很广、影响很大的《为五四精神一辩》。然而，经过这些年的反思，特别是通过对杜亚泉及其与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论战研究，他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。王元化认为，五四最可贵的思想遗产是个性解放、人道主义、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。这不仅体现在胡适等自由主义者身上，而且在杜亚泉、陈寅恪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，也同样存在。在上述的意义上，五四的启蒙并没有完成，且远远没有实现。为此，90年代的王元化身体力行，为学不作媚时语，继续五四开创的独立与自由的启蒙事业。
然而，五四并非是过去人们所想象的美丽乌托邦，它同时也为20世纪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。王元化通过冷静而认真的思考，初步清算了五四的四种观念：庸俗进化观、激进主义、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。他特别指出，五四时期这些负面的东西，不仅局限于某家某派，甚至在相互对立的学派和人物身上，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，成为思想界相当普遍的预设，一直蔓延至今。明年是五四运动的又一轮十年祭，是到了对这些观念再估价、再认识的时候了。
王元化反思的另一个重要对象是五四以来思想界的浮躁学风。由于受庸俗进化观“新比旧好”、“越彻底越好”的影响，任何一种新思潮新潮流，一来到中国，还没有一点像样的研究，不少人就趋之若鹜，一窝蜂地赶时髦，而“每一次新的出现都以征服者或胜利者的姿态睥睨群伦”，形成一轮新的一统格局。由此诱发出不求甚解、游谈无根的肤浅学风。这样的学风，到90年代再加上市场和媒体的推波助澜，更是有增无已。一些学者为追求轰动效应，不惜以煽情的修辞，作过激之论。王元化对此是深有看法的。他发现，之所以形成如此学风，与五四以后激进主义片面强调立场优先、学术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有关。在激进主义者看来，在认识论上似乎只要首先确定了拥护什么、反对什么的坚定立场，便自然真理在握，不需再进行认真的学理思考。进一步地，它也导致了一种将学术与思想割裂的倾向，好像这两者是势不两立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当90年代学界风气稍有好转时，国内外都有人在担忧“思想家淡出，学问家凸现”。对此，王元化明确地说：“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之中。思想可以提高学术，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”。他在创办《学术集林》时，宣布自己的宗旨是提倡一种“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”。
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，这也是王元化这几年求学所追求的两种意境。当他从事学术考证工作的时候，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关怀，并没有陷入乾嘉式为考证而考证的技术性繁琐。而当他讨论思想问题的时候，又不满足于一般的表明立场，总是以一种虔诚的学术态度，尽量在学理上将问题分析透彻，使思想不停留于灵感的火花，而有深厚的理性基础。他一再提倡熊十力所说的“沉潜往复、从容含玩”，这八个字不仅是学问之道，也是思想深刻的唯一路径。
说到底，王元化所追求的，是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理性精神。由王元化最早介绍、在这几年引起思想界普遍关注的顾准、张中晓、杜亚泉等人，他们的思想背景尽管差异很大，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，即具有清明的理性。王元化这代知识分子是从理想主义走过来的，他们经历了革命激情的洗礼，也感受过乌托邦的幻灭。最后支撑起他们执着的个人信念的，正是五四的理性精神。王元化在50—60年代曾经精读过康德、黑格尔，虽然90年代以来对意识形态化的黑格尔主义有深刻的反思，但依然继承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中的批判理性精神，再加上这几年所特别重视的英美自由主义经验哲学，构成了他反思的主要思想资源。
民主与科学，一直被概括为五四所追求的两个目标，但王元化认为，尽管五四已经过去80年了，但至今为止中国思想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还是十分肤浅，比如民主，“一般教科书大抵沿着欧洲理性主义的路子介绍民主观念，偏重于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民主革命经验，特别关怀卢梭的公意学说，而对于经验主义的民主学说，如洛克等人的学说，则茫然无知”。这几年因为受到一位青年学人博士论文的启发，王元化特别重视卢梭的公意说，敏锐地感到这是20世纪中国“人民意识形态”的源头所在，也是中国思想界远未反思透彻的关键之处。虽然那位青年学人后来兴趣转向，没有再深入下去，但王元化却由此一发而不可收，紧紧咬住不放。本来，他早已安排了撰写系列回忆录的计划，但他痛感国内对卢梭的公意说，缺乏像30年代的张奚若那样“老吏断狱、反复推敲”式的学理研究，遂不顾近八十的高龄，以一种类似考据的执着功夫，逐字逐句，苦读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，力图从思辨层面发掘人类历史上革命悲剧的理论渊源。其治学态度之顶真，所下功夫之深，令我等后辈学人不禁汗颜。
可以说，90年代的王元化并没有像人们所误解的那种“转向”，成为超然物外、退隐象牙塔的“国学”中人。他的忧患意识一如以往，思想关怀也一如以往。事实上，并不存在所谓前后两个王元化。如果说，到90年代他有什么变化的话，只是他的反思更自觉，思想更敏锐，也更加珍惜五四所留下的那份独立、自由、多元和理性的精神遗产。他依然是一个启蒙者，不过将启蒙的意义理解得更深层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标语口号上，而是将其内化为一种理性的思考、一种长期而又艰苦的学术努力。
他还是他，还是那个王元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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